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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betGmaing下载(www.aLLbetgame.us):杨靖评《制造路易十四》:国王与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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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路易十四》,[英国] 彼得·伯克著,郝名玮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10月版,318页,29.00元

跟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趣旨差异,彼得·伯克在《制造路易十四》一书中主要接纳“解构法”:全书十二个章节凭证路易十四形象宣传的编年史放置,以此追溯路易十四在位七十二年间举国上下对其公共形象的制造/塑造历程。作为“新文化史学”的代表作,本书最具现代启发性的研究是将路易十四的形象工程与历代政治家的宣传手法举行对照研究:如“华盛顿州”命名同“列宁格勒”一样,都是现代社会对首脑人物小我私人崇敬的详细表征。伯克以为这并非历史的巧合,而恰恰说明礼制、神话和象征在各个差异历史时期同样具有政治上的主要性,同时也解释西方社会中特定神话和象征具有一定延续性和稳固性——正如法国历史学家布洛赫(Marc Bloch)在经典著作《国王神迹》中展现的那样。

伯克本人在一次访谈中曾说,“给《制造路易十四》换个书名,可以叫做《路易十四的政治戏剧》。”这一术语来自德国学者卢尼希(Johann Christian Lünig),后者在《历史与政治的剧场仪式》中将路易十四的演出称为“庆典式的戏剧”,并以为这种戏剧大有需要,由于“形象化的印象在平民国民中……要比用以启智讲理的语言具有更大的影响力”。跟据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伟人制造”论:在这一出政治戏剧中,奢华仪典之功用,是将抽象的权力看法转化为可感知的形式——所有剧情都是围绕着国王一人举行,他独自高踞在舞台中央,法兰西其他任何贵族,哪怕是王弟及王太子,也仅是为他秉烛奉衣的配角或观众。对此,哲学家拉布吕耶尔(La Bruyere)曾形象地谈论道:对君主来说,“华美的辞藻”以及举行庆典流动和演出流动是“诱惑民众、以假象蒙骗他们、牵着他们的鼻子走”的一种手段,“其目的在于使民众昏昏入睡”;犹如古罗马竞技场的斗兽演出,无非是为了“转移民众对政治的注重力”。

作为总导演和主角,太阳王(The Sun King)路易十四自导自演了这出皇家戏剧,把自己塑造成太阳“神”。伯克在书中详细回首了那时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们若何通过诗歌、音乐、戏剧等文学艺术样式,让普罗民众感受到国王路易的神姿英武。好比路易本人矮小且秃顶,但“路易大帝”却高峻且头发浓密;路易本人的战绩显然利害参半,但“路易大帝”却战无不胜,有如战神。简直,文学艺术家经常将路易描绘成阿波罗、马尔斯、赫拉克勒斯以及其他古典时期的神祇和英雄形象,时日既久,路易本人也就自以为是了。

本书原著封面准确转达出伯克的要旨:图片上路易十四服装得像一位罗马天子,雄踞在骏马之上,在地平线的映衬下显得高峻威猛,右手坚定地直指前方。但若仔细考察,就会发现这一排场实在是人造(fabrication)的景观:事实上马匹和国王均是青铜像,一动不动,就像一件过于重大的舞台道具,守候落幕后被整理。听说该图片的实物即是路易大帝广场的国王骑马雕像,“伟大到可以容纳二十人坐在马腹享用午餐——事实上,在雕像安装历程中,人们简直这么做了”。

犹如那时的法国诗歌袭取意大利范本,路易十四的自我包装很洪水平上也受到其祖母(玛丽·德·美第奇)家族的影响。“祖国之父”科西莫·美第奇在佛罗伦萨圣三一广场直立纪念柱,并搭建凯旋门,以自旌其功业。同时,由他“钦定”的撰史人不仅领取 *** 津贴,而且有权调阅官方文件,目的在于编写美化美第奇家族的佛罗伦萨史。此外,他还组建起佛罗伦萨学院和美术学院,作为舆论宣传的阵地——这两家学院日后也成为法兰西学术院和美术院的样板。

制造路易十四并非是个体人心血来潮,而是“整体创作的效果”。正像伯克在书中所说:“全知万能的君主形象之以是发生……(是由于)官方形象表达了一种整体需要。”换言之,即制造路易十四迎合了那时正在钻营霸权的法国张扬国威的需要。服务于这样的国家战略,从法兰西学术院到铭文院的文人雅士,竞相为路易十四歌功颂德,既是发自肺腑的衷心恋慕,也是讲政治识大要的明智之举。

在路易亲自部署之下,法兰西学术院于1635年宣告确立,沙普兰(Jean Chapelain)为首席院士。作为诗人和谈论家的沙普兰,早年因赞美枢机主教黎塞留(Armand Jean du Plessis de Richelieu)的一首颂诗而蜚声文坛,先是获得主教青睐,厥后又被引荐入宫,成为国王的红人。沙普兰是文坛政治准确的代表人物——1662年,他在向权臣科尔贝递呈的一份讲述中宣称,迄今学术院举行的一切文化艺术流动都是为了“铭刻国王的劳苦功高”。

为了进一步强化路易千古明君的形象,1663年,铭文院(全称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院,后改称法兰西文学院)应运而生,其主要职责是在路易十四纪念章上撰写题辞。艺术史家普雷奥(Maxime Préaud)在《图像王国: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版画》一文中写道,“从路易统治伊始,他就……熟悉到图像具有塑造认知的能力。”易言之,一旦民众将纹章、版画及壁画中的太阳神阿波罗视作路易的化身,路易十四就成为真正的太阳王——“用仁慈的光泽普照大地”。

铭文院详细认真描绘国王形象,这些铭文自己就是一种细腻的艺术样式,要求文辞精练,笔法正直,因此入选之人皆为当世文章人人,其手笔也远超一样平常文人诗人。以描绘围攻杜埃(1667)的纪念章为例,其像章正面显示路易十四耸立在堑壕的英武形象,上方铭文为:“作为统帅和士兵的国王”——全力渲染路易甘冒锋镝的英雄气概。又如纪念1681年法军攻占斯特拉斯堡的纪念章上刻有铭文“领受斯特拉斯堡”——“领受”二字大有深意(似乎十九世纪美国人所谓“昭然天命”,宣示路易的领土扩张实乃天命所归)。再如颂扬1683年炮击阿尔及尔的纪念章上铭文镌刻“雷击阿尔及尔”——这是一种典雅的委婉语,暗指路易十四之赫赫威仪有如主神朱庇特。

在楷模的气力鼓舞下,外省亦仿效法兰西学术院和文学院的样式纷纷确立自己的学院。上述从巴黎到地方的“学院运动”,很快确立起以巴黎为中央的国家文化垄断体制。在名利的伟大诱惑眼前,包罗高乃依、拉辛、莫里哀、拉封丹、吕里、勒沃、芒萨尔、勒诺特尔、勒布朗在内的文人艺术家纷纷使出全身解数,争先恐后进入“体制内”。通过各自的文艺创作,他们为荣耀国王和牢固君主专制立下汗马劳绩。同时,各地各级学院也成为由财政肩负的官办文化机构,协助树立官方的政治权威,并认真指导社会头脑和舆论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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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上述机构在颂圣封神方面并未能知足国王的所有虚荣心,路易又下令从入选院士中再度拣选年富力强之人,组建培训机构(小学院),致力于培育后备人才——伯克在书中有个形象的比喻:他将为君主塑造绚烂形象的小学院比作一间手事情坊,从这里源源不停地为天下运送有利于宣传国王高尚形象的作品。1663 年,在国王授意下,仍由沙普兰院士牵头认真制定一份文人名单,遴选可为君主效劳的文坛耆宿和值得奖掖的新锐之士,并犒赏年金。重赏之下,众人在颂圣之时更是曲尽生平所学,谁也不愿甘居人后。

弗朗什-孔泰战争(1668)取得大捷后,莫里哀赋十四行诗一首讴歌这位“伟大的征服者”;高乃依则在国王从佛兰德凯旋之际,赞美他的伟大行动和他那“令人敬畏的勇气”,并嗔怪国王出征获胜神速,简直令诗人“来不及提笔为一次次胜利献诗称颂”。不仅于此,高乃依还将耶稣会士夏尔·德·拉吕的拉丁文诗歌译成法文,诗中将国王在征战中的统帅作用与圣路易在十字军东征中的历史功勋相提并论——于是国王在诸般头衔之上,又加上了“圣路易”的尊号。

为了强调路易的“天威”,许多时刻文人不得不接纳曲笔。好比1672年,荷兰人在法军跨越莱茵河后掘堤开坝,河山汪洋一片,从而使法军沦落泽国,难以睁开任何军事行动,路易十四由是被迫率军撤出荷兰。老诗人德马雷(De *** arets de Saint-Sorlin)提及此事,宣称“掘堤开坝”乃是国王的英明决议(同时示意荷兰人基本不能能想出云云妙招)——高乃依则更进一步,否认国王为杀青和平协议举行过任何妥协,并断言国王(似乎圣经中人物)是凭证“自己的意愿赐予”荷兰人和平——“你一启齿,和平立现你的威力,众人皆见”。

只管路易性喜攀龙趋凤——诚如圣西蒙公爵(Duc de Saint-Simon)在宫廷回忆录中所说:“路易十四的虚荣心永无止境且绝不阻止”,但 *** 裸的“颂词”并不能讨得他的欢心。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诗人,在一首十四行诗中想法塞进了五十八个捧场国王的形容词——从“可爱”到“虔敬”,效果遭到讥笑。相比而言,大诗人则不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布瓦洛(Nicolas Boileau Despréaux)在名诗《论国王》(1665年)中仅用一句诗行(“路易十四一到,你们的城墙即倒”),便胜过平庸诗人的千言万语(并因此获得两千金路易的年金犒赏)。

固然,路易对“颂圣”的要求并不局限于法兰西境内。在科尔贝的运作下——这位财政大臣像之前的红衣主教马扎林一样,“不仅羁系财政,而且羁系文学”——包罗“外籍院士”在内的文人同心协力,将颂扬路易十四的书籍和文章译成德、意、英、荷等欧洲文字,并在欧洲各主要国家出书刊行。路易尤其看重意大利文版本,由于他想要借此时机令意大利的教皇以及都灵、摩德纳等公国对他“另眼相看”——听说他曾为此目的私下行贿摩德纳公爵秘书希罗拉莫·格拉齐亚尼,要他在公爵眼前替自己“美言”。

绝不新鲜,国王的好大喜功注定他有时刻难免被人当“枪”使。以废止《南特敕令》为例:这是其祖父亨利四世于1598年颁布的一条敕令,也是天下近代史上第一部有关宗教宽容的法律。该敕令认可法国境内新教胡格诺派的信仰自由,并在执法上划定该派享有和天主教一致的公民权力。以教士波舒哀为首的耶稣会士一直在黑暗怂恿国王下旨,甚至刻意将巴黎耶稣会大学更名为路易大帝学院,以此取悦国王。路易十四于1685年颁布《枫丹白露敕令》,宣布新教为非法,《南特敕令》亦因此而被破除。大批胡格诺派工匠及商业精英亡命他国,给法国政治经济带来繁重袭击。而教士们则奔走相告——波舒哀在演讲中称颂路易十四为“迪奥多西一世再世、马西昂再世、查理曼再世”。

既然是君主专制,一切出于“圣意”的重大决媾和法律断然容不得他人置喙。据史书纪录,科尔贝遵旨“作废了史学家梅泽雷(Francois Eudes de Mézeray)的年金,由于他曾公然非议 *** 征收的人头税和盐税”。另外,极有个体胆敢腹诽的文人遭举报后也被逐出法兰西学术院——若是说年金制是一种施恩制度,那么学院制则是威德兼施,其严肃的“规训与责罚”加速推动了文人身份的廷臣化。而规训的工具也不仅限于文人,而是进一步扩展至科学手艺人士。1666年,奥比涅克修道院院长揭晓演讲,恳请 *** 批准确立法兰西科学院,以为科学手艺生长会对民众头脑及心理层面发生可操控性的影响。“在向导国家的技巧方面,科学不仅仅起到指导的作用,它同样为我们提供了使民众驯服君主的需要规则……因此开明君主通过支持本国科学手艺的生长,可以悄无声息地为民众套上一副隐性的枷锁,而且那是一副镶着金边的优美枷锁。民众为科学的光环所倾倒,在丝毫感受不到任何约束的同时,却被牢牢地掌控,心甘情愿地陶醉于对国家的驯服之中。”——由此打造出一种由官方扶持的人文与科学相连系的精英文化,这一种文化与政治自然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而身在其中之人只能“戴着镣铐舞蹈”,却始终不敢越雷池一步。

在对文人举行管控的同时,路易十四对书籍出书行业也执行严肃的控制措施,禁绝“坏书”(mauvais livre) 在海内出书流通。由黎塞留开办的、每周两期的《法兰西公报》垄断皇家政治信息的宣布,但在报道政治事务时官腔十足,根据政治需要取舍和剪裁信息;每月一期的《时尚信使报》则以巨幅版面刊登国王的流动:举凡生日庆典、接见使节,以及慰问巡察等一样平常事务,无不加以详细报道。相反,“投石党”(Fronde)时代一度盛行的地下宣传手册一律遭到取缔,其作者被流放——如著名无神论者、法国启蒙运动之父培尔(Pierre Bayle) 。面临这一“大洗濯”的严重形势,众多印刷出书商在意图明确的停止方略下被迫宣告社会性殒命。万马齐喑,专制 *** 成为社会唯一的发动和组织气力,而整个社会的活力和缔造力则遭到严重压制。诚如托克维尔所言,没有 *** 的首肯,哪怕确立最小的自力社团也不能能。“要言之,它( *** )丝绝不愿公民以任何方式,卷入到对他们自身事务希望的监察之中。它宁愿要穷困也不要竞争。”

取代上述地下宣传册的是官方刻意打造的“蓝色文库”。凭证历史学家罗贝尔·芒德鲁(Robert Mandrou)的说法,此类图书“向读者展现出一片奇景之地,那是一片使宽大农民远离现实生涯困苦,不再忍饥受饿的世外桃源;更是遵守日益繁重的社会道德枷锁,身受学校、执法及警员机构严密管控的市井小民之辈短暂的栖息之所”。因此,透过神话故事和浪漫的人物传奇,这类书籍的普及似乎给整个社会了注射了一剂“镇静剂”,成为向民众贯注宗教、道德及社会规范的有力工具。

在以上各种文化流动中,路易不仅是幕后推手,许多时刻,他甚至走上前台充当“裁判官”。以十七世纪法国文学界最著名的“古今之争”为例。在十七世纪以前,“古典(classique)”一词多用于形容希腊罗马时代的文学经典。时至路易十四时代,崇尚希罗经典的院士如布瓦洛、拉封丹、拉布吕耶尔等与否决派夏尔·佩罗(Charles Perrault)、丰特奈尔等人发生猛烈论战。1687年,佩罗在法兰西学院当众宣读其诗作《路易大帝的世纪》:有感于崇古派作家在论战中的阵容,佩罗在诗中强调,只有崇今派作者才气准确掌握路易十四王朝史无前例的绚烂意义。作为《灰女人》《蓝胡子》《睡尤物》等经典童话的原创者,佩罗是崇今派的坚定捍卫者,为日后法语文学及法国文化的康健生长开拓了偏向。然而在那时,他的这一勇敢“妄断”却引发了文坛权威人士的强力反驳。为首的即是法兰西学院院士、著名诗人拉辛(Jean Racine)。

1661年,年仅二十一岁的拉辛写下两百四十行的长篇颂诗 《塞纳的水仙》(La Nymphe de la Seine),题献给法兰西王后。这首颂诗紧扣国王入城仪式“和平凯旋”这一政治主题,获得沙普兰的激赏。1666年,拉辛的悲剧《亚历山大大帝》出书,卷首题辞“谨以此书献给路易十四国王”。1674年,路易十四亲临旁观拉辛悲剧《伊菲革涅亚》首演,显示出对诗人异乎寻常的看重。1677年,拉辛完成另外一部著名悲剧《费德尔》(Phèdre),随后与布瓦洛一道被任命为路易十四的史官。1678、1683和1687年,拉辛前后三次追随国王出征根特、阿尔萨斯、卢森堡等地,为历史著述搜集战争史料。1690年,拉辛被任命为国王侍臣。1694年,又拔擢担任国王私人秘书,其荣宠可谓盛极一时。

拉辛与布瓦洛友谊深挚,其悲剧创作实践也是布洛瓦古典诗学理论的明证,二人同为崇古派主将。然而不幸的是,拉辛这位一直善于体察圣意的御用诗人和史官这一次却和布瓦洛一样站错了队。他们谁也没有推测,路易十四成为这场大论辩的终结者。在路易的直接干预下(听说国王曾单独召见布瓦洛,夸奖他的诗艺,并示意愿与诗人探讨诗艺——“记着,我永远有半个小时是留给你的”,令后者感谢涕零),崇今派大获全胜。事实上,无论是佩罗照样拉辛,一干当事人无不心知肚明:这一场论战并不仅仅是文学争论,而是头脑战线的交锋。他们完全明了论战的政治意义:若是路易大帝时代比奥古斯都时代更好的话,那么路易十四自然也就比奥古斯都更强。说到底,国王才是这一场古今大战的顶层设计师。拉辛懵懂一时,到晚年却选择站在国王的对立面,其下场令人唏嘘。

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中评价拉辛说:“路易十四浏览他的出众才气,任命他为宫内随从,让他数次伴君出行,几番龙体欠安时赐他在国王卧室守夜的殊荣,并授予他丰盛的俸禄。然而,拉辛唯恐不能讨君王欢心,甚至为此郁郁而终。”——然而事实果真云云吗?

众所周知,路易晚年由于穷兵黩武,国库虚空,太阳王之封号早已名存实亡。眼见路易十四对荣耀的盼望致使大量臣民陷入一种“原始的、无 *** 的悲凉状态”,拉辛“哀民生之多艰”,乃向路易上书谏言:国王的成就已十分绚烂,堪称千古一帝,因此当下该是与民生息之时。诗人本是一片拳拳忠君爱民之心,不意逢彼之怒。听说路易十四览书后痛斥书生干政:“他明白写好诗就什么都懂吗? 他是个大诗人就想当大臣吗?”至此,诗人此前享有的恩宠悉数被作废——拉辛与国王日益疏远,并被阻止收支宫廷——伏尔泰所谓“郁郁而终”,或由此而发。

实在,从路易十四角度看,若是说文人拉辛此前论战中的站队错误尚可谓其情可原,往后对国王治国理政方略提出讽喻则其心可诛——是可忍孰不能忍。说到底,被制造的太阳王亦只是七情六欲的凡人,正如伯克在卷首引帕斯卡尔名言:“对某人或某个特殊人物所怀有的崇敬之情实乃源自想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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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评论

  • 2021-08-12 00:0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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